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对技术消化吸收的经费投入,20世纪后半期，日本和韩国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了1:5至1:8。

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而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后置，为了维持生产，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只能接受金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直到榨尽最后一滴血。

金融特权者，依靠金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国企的收入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们的年报）。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当然，让度的内容是同质的，那就是国民福利。所以，有序协同和系统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细心的读者可以通过模拟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完善财政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完善宪政的过程。经济史是用数字写就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应该加入挑战者的行列，中国应该介入全球化管理的工作，中国理应成为全球经济管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我国高度依赖流转环节的课税。建立共和国健康、稳健、高效的财政体系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

伊利亚·普里高津（Илья? Рома?нович Приго?жин，1917年1月25日－2003年5月28日）发明了耗散结构理论。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定向的转移支付。中国金融特权在2008年后极度膨胀，民企融资成本直线攀升，已经形成了举世震惊的超高融资成本。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你也终于可以理解了，香港不存在产业升级的可能了，税务局当然没有兴趣搞创业和创新，税务局变着法子去搞税赋增收。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

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

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也只能扩阔一个时代社会精英的历史视野。十八大将迎来执政党的成人礼。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历史存在三种可能性。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很遗憾，这部分类税支出，并没有全部被政府征收，而是被政府让度给了银行和地产商。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笔者使用广义税赋的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

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

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精英就算具备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也未必一定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

依照笔者的广义税赋理论计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国际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视同为类税支出，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据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十五年来，香港普通居民在如此恶劣的制度环境下，生活质量每况愈下。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让度征税权比直接让度财富可怕得多。

抚摸香港的经济脉络，你应该可以参透大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笔者认为，两种思潮都存在历史局限性，两种思潮的制度化和政策化都存在明显的死角。

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解决分配问题了。第二重主权，是人民主权。

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必须形成自主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终止汇率补贴形成的国民福利的横向转移（国家不能再出血了）。一种（权且称为左翼）认为，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归来解决经济问题。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毋庸置疑，这也就给即将到来十八大埋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朱镕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国家主权通过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进行适度地延伸。

所谓的顶层设计，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目的无非就是两化：权力资本化。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

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